孫康宜：沈從文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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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先生
孫康宜：一直到最近， 我才從我的表弟志明那兒獲得正確的信息，原來姑丈的父親李沛階是沈從文的好朋友，所以兩家並非真正的“遠親” 的關係。參見沈從文“致李沛階”信， 《沈從文全集》， 張兆和主編（山西太原市： 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2）， 第25卷，頁364﹣366，並見編者註：“李沛階：昆明的開明士紳。 1944年作者一家遷居桃園新村，因租用李的草房而相識， 並成為朋友”。見《沈從文全集》， 頁366。
必須一提的是：2015 年10月初，沈從文先生的兩個兒子虎雛先生及龍朱先生到耶魯大學訪問，他們回憶起當年在雲南的經驗， 特別提到我的親戚李沛階先生（綽號“地主”）所作的許多有益於公眾的事業，尤其是他所設立的桃園新村，以及沈李兩家人的特殊友誼。因為沈從文夫婦認李沛階的女兒為乾女兒， 所以沈氏兄弟對我說，我現在也算是他們的“遠親” 了。（補注，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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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禮物
作者：孫康宜
《明報月刊》（ 2001年2 月號）曾經刊載瑞典馬悅然教授的一篇演講稿， 其中提到諾貝爾獎金得主高行健的文風有些類似沈從文的小說風格﹕
沈從文對高行健的影響是值得注意的。《靈山》第三十九章裡作者敘述他在黔州鄂湘四省交界處旅行。他對苗族過端午節舉行龍船競賽非常精彩的描寫讓讀者聯想到沈從文的語調和文體。像沈從文一樣，《靈山》 的主人翁“我”很羨慕苗族年輕男女之自然而然的純真的情愛……我知道高行健很欣賞沈從文的著作…… 。（頁31）
馬悅然的這段話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心，也勾起了我對沈從文先生的無限懷念。許多人都知道，如果1988年5月沈老沒有突然病逝，他將是該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最強有力的候選人。看完馬悅然教授的那篇講辭，我就發出了一個郵件給他，告訴他我作為讀者的一點感受。他立刻送來回函，告訴我他也很想念沈老，他說他永遠忘不了從文先生，沈老實在是個“偉大作家兼偉人。”
非常湊巧的是，我給馬悅然教授寫郵件的當天（2月15日），也同時在我的辦公室信箱裡收到了沈從文先生的孫女沈紅親手給我遞來的一包東西。沈紅來耶魯作訪問學者三個月，現在期滿即將回大陸，所以我想那一定是她留給我的一個小紀念品。但打開那個大信封後才知道那是沈紅為懷念她的祖父從文所寫的一篇散文。那篇文章題為《濕濕的想念》，全篇用美麗工整的毛筆字抄寫而成，又無標點符號，乍看好像取自一套古老的線裝書。其中還附上一封短函解釋道：
在我即將離開美國之際，寄上我九年前的一篇短文作個小小紀念。那是在地球另一面崇山峻嶺中的一次旅行給我的記憶。在不期然的機會裡被一位老先生抄錄下來，給朋友們看……
一股被溫情所喚起的興奮，使我一口氣讀完了那篇散文。沈紅以一種詩的語言寫道：
七十年前，爺爺沿著一條沅水走出山外，走進那所無法畢業的人生學校，讀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書，後來因為肚子的困窘和頭腦的困惑，他也寫了許多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小書。大書裡面有許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畫卷，這些文字與畫托舉的永遠是一個沅江水邊形成的理想和夢想。七十年後我第一次跑到湘西山地，尋回到沅江上游的沱江邊……水邊一條青石板，街上有一座清幽院落，人們告訴我，這裡是爺爺出生的地方，這是我的根……
面對這篇動人的尋根文字，我不得不想起我自己二十二年前在中國初遇沈從文先生的情景。而那回的相遇也與我自己的尋根之旅息息相關。
記得那是1979年的春季，中美剛建交不久，我們全家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想與離別了30多年的大陸親戚們取得聯繫。經過百般折騰，後來有一天終於收到了姑姑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我用顫抖的手慢慢地打開了那信：
小紅，你們離開中國時，姑姑才十多歲，現在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我有一個十六歲的男孩……你的姑丈是個老好人，他來自云南，是著名作家沈從文的遠門親戚。所以現在你也算是從文先生的一個遠親了。你快來中國一趟，我們請從文在北京接待你……
這個突來的消息令我難以置信。在美國這些年來，我一直喜歡閱讀沈從文的小說，尤其對他所寫有關湘西的一些小人物——諸如水手、士兵、農民、巫醫、商販、女人等— —的故事格外感興趣。從前50年代和60年代間在台灣上學時，所有大陸作者（包括魯迅）的作品均列為禁書，所以學生們連沈從文的名字都沒聽過。但上小學時，有一次老師帶我們去看一部電影叫《翠翠》，我被電影裡的女主角林黛給迷住了，所以不停地就那故事裡的情節向老師發問。之後老師只得偷偷地告訴我，據說那故事是從大陸作家沈從文的名著《邊城》改編過來的。但他說，千萬不要聲張，千萬不要告訴別的同學……。
當時台灣的政治氣氛與今日大為不同，那時台灣正值白色恐怖期間，我父親被人連累，被冤枉成政治犯，一判就判了十年，被關在牢裡，所以小小年紀的我已學會瞭如何保護自己。我很早就對自己發誓，這一生無論走到那裡，一定要遠離政治。我喜歡讀書，就努力讀書吧，千萬不要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當別的同學還很天真地過著童年生活的時候，我已開始給自己定下了一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專一向前的人生目標了。但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我還是覺得奇怪，為何沈從文筆下的那種既美麗又與政治無關的小說在台灣會是禁書？這問題一直到我念大學主修文學時還在我的腦海裡徘徊不去。後來聽說沈從文的小說在大陸也一度被禁，這才更令我不解了。
1968年我終於移民到了美國。抵美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從普林斯頓大學的東方圖書館裡借來了一大堆五四以後的中國小說。我像一個長久飢餓了的人，貪求無饜地狂嚼起那些書來。我讀魯迅、沈從文、施蟄存、鬱達夫、茅盾、巴金、老舍和張天翼，也讀丁玲、蕭紅等女作家。我欣喜欲狂，覺得自己發現了一片新大陸。我邊讀邊做筆記，幾個月下來已寫滿了好幾本冊子。有時一邊做筆記，一邊還流淚，尤其讀到沈從文筆下的“鄉下人”之純潔而悲情的故事，更是感動不已。我感於《邊城》裡的那個老船夫的一顆偉大的心；書中的每個鄉下人都懂得如何“定下決心，捺住自己的痛苦，體貼別人的不安。” 在《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的短篇裡，我看到了底層社會人物的純真與無奈，也能衷心體會到作者本人所說的那一點“人生的苦味。” 在另一個故事裡，我讀到了一個年輕寡婦，她因拒絕族長的調戲，毅然與自己所愛的人私奔，最後被剝光衣服，背上石磨，沉入河底。如此純真的愛情居然落得如此悲劇的下場，真令人詠嘆那永遠缺憾的人生。另一方面，我也特別喜歡像《常德的船》那種短篇，故事中有關“桃花源”的描寫使我想起了歷史中的陶淵明。還有，沈從文所寫有關“沅陵的人”也都是一些勤儉耐勞的人民，只要官吏不隨便去壓迫他們，那些鄉下人也都願意好好地活下去……。令我深深感到佩服的是，作為一個“鄉下人” ，小說家沈從文自己從頭就養成了一種凡事敢於孤注一擲的勇氣— —他當初離開湘西，一個人跑到北平去奮鬥，就是為了“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理我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一點。”這真是一種特殊的鄉下人的人生哲學。這使我想起，其實我自己也是個鄉下人。自從1950年初家中遭遇到那晴天霹靂的政治悲劇之後，媽媽就帶著不滿六歲的我和兩個弟弟搬到了鄉下。所以，我基本上是在一個極為偏僻的南方小鎮林園長大奮鬥起來的。當年媽媽整天忙著教人裁縫，整個屋裡全堆滿了裁縫機，每天我下了課沒處去，只得和大弟康成坐在前面的大樹下聽人講那永遠說不完的故事。聽的全是些有關鄉村人的故事，聽久了我也自然就和這些人認同了。
但媽媽說，不，你的根不在這鄉下；你爺爺是天津人，你出生在北京，你的根是在那北京城裡，你將來長大了，一定得找回故鄉呀……。
所以，1979年6月，我申請到了簽證之後，就動身前往中國去探親，並順便訪問一些學者作家們。7月10日那天抵達北京，我立刻給從文先生打了個電話，約好次日上午在和平賓館會面。
第二天一早，從文先生和她的夫人兆和準時來賓館看我。也許是太興奮了，我一見面就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我自己後來回憶當天的情景，常為此感到慚愧）。但從文先生卻是那般誠懇而謙遜，總是瞇著雙眼微笑著，還不斷鼓勵我要把這些經驗盡量寫出來。兆和也是那麼溫柔而優雅，在旁邊安靜地坐著。從文告訴我，他已從歷史博物館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在準備出版一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書。接著，他們講給我許多有關雲南的親戚的往事，也說了兩個兒子小龍小虎的幼年故事，讓人聽了十分有趣。我告訴他們，我很喜歡從文寫的那篇《虎雛再遇記》 ，想那個頑皮的小豹子一定是他們家的老二小虎無疑了。（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後來將要認識的沈紅就是沈虎雛的女兒）。聽我這麼說，他們都點頭笑了，笑的很開心。看他們兩人都那般輕鬆而幽默，很難令人相信這就是文革期間受過許多打擊折磨的人。我想他們夫妻之間的溫愛大概是維持他們的活潑生命力的主因吧。總之，我很羨慕他們兩人互相的恩愛，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而和諧。兆和還告訴我一個年輕時代的笑話；她說，她曾是從文過去的女學生。當初從文開始教書時很害羞，第一天上課就在講台前呆坐了半個鐘頭，面對著無數個女生，卻一直說不出話來。最後從文就站起來，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大字：“你們人多，我就沒話了。”這個事件一時成為學校裡的趣聞。我聽了這個故事，忍不住大笑了。就這樣，我們天南地北地聊了兩個多鐘頭，還拍了幾張照片。最後，臨走前，從文從書包裡慢慢拿出了一包東西，一面展開，一面微笑地說著：“這是四個正在下棋的人，這是剛出土的古物的仿製品，這個粗糙的仿製品給你帶回美國作禮物，希望你喜歡。”
那天夜裡，我一個人在旅館裡把那四個小人拿出來，再三地賞玩著。我知道古代下棋的人總是按一定的規則來定輸贏，必須從他們個別的手勢和表情來確定他們四個人的坐位。但我不會下棋，故左擺右擺均不得要領，只覺得那四個人很可愛、很富有表情，很像從文小說裡那些精彩的各色各樣的人物。心想這些年來從文雖然放棄了小說的寫作，但他實際上已在博物館裡找到了他的另一個充滿了古人的小說世界。
我特別珍惜從文給我的這個“四人下棋”的禮物，把它當成寶物來收藏著。不久，從文來美國各校講學，1981年元月7日藉著來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服裝史的機會，他與兆和就順便在我們當時的紐澤西家中住了兩天（由兆和的妹妹充和和她的夫婿傅漢思教授陪同）。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從文先生。那次他帶給我一本剛出版的《從文散文選》，上頭簽有他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擁有他的毛筆書法。我告訴他，我喜歡他再給我寫一幅字。幾天后他在返回大陸的途中，就在馬幼垣教授的家中為我寫了一幅書法，還用航郵寄來給我。二十年來，這三件禮物一直成為我書房裡不可缺少的珍品兼陳列品。我每次望見那幾件禮物，就會感到一種出自心裡的愉悅。我也會想起《從文自傳》裡《女難》那篇故事中的一句話：“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願問價值多少來為百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願意考察它在官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1981 年沈從文為作者及張欽次先生所寫的書法。該書法集錄杜牧的兩首絕句。
最近沈紅送給我的那篇《濕濕的想念》算是沈家贈給我的另一件超越世俗價值的禮物了。今日，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又取出該文來朗讀了一番：
爺爺，有一天我要送你回來，輕輕地回到你的土地，回到你的風景來，那風雨裡，透明的陽光裡，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濕濕的想念，永遠永遠濕濕的想念……
我又一次咀嚼起那尋根的況味來了。誠然，那是一種苦中有甜、哀中有樂、既美又悲的情懷。
原載《明報月刊》， 2001 年7 月號。今摘錄刊登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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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康宜，美國著名華裔漢學家。原籍天津，1944年生於北京，兩歲時隨家人遷往台灣。1968年移居美國，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現為耶魯大學首任Malcolm G.Chance'56 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曾獲美國人文學科多種榮譽獎學金。2015年4月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學院院士。2016年被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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